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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知识刍议
2021-10-26 09:42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2期 作者:王逸舟 字号
2021-10-26 09:42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2期 作者:王逸舟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外交知识涵盖了从现实应用到学理反思的宽广范围。中国现有的外交研究太多聚焦实际政策层面,鲜有研究工作自身角度、方法和源流的探究。借鉴知识考古和知识社会学等学科,面向未来的外交学术工作,应大力拓展研究空间,塑造知识进步的丰富议程。

   关键词:外交学;外交研究;知识考古;知识社会学

   作者简介:王逸舟,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ZDA135)的阶段性成果。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当下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大国强国外交”业已成为决策高层全力推动的目标。与实际进程一致,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亦有相当进展,如机构的新设、资源投入和产出的数量等指标均远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任何时期。然而,中国学界对外交领域的研究,明显创新不足,知识进步有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哪些?如何探寻进阶之路?本文梳理若干线索,提出一些不成熟见解,以期投石问路、抛砖引玉。

  从表象观察,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范围的相对局促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以资源投入、研究导向和实际成果的案例为证。众所周知,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发布的《课题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是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研究工作的重要导向之一。通过梳理2019—2021这三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指南》下面的263个课题(92+89+82),可看出一些情况。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或革命导师思想研究的题目有34个(10+14+10),占比13%,如“坚持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形势下列宁帝国主义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当代意义研究”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等。

  与中共高层决策或外交理念有关的题目50个(15+15+20),占比近20%,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平与发展方针、百年变局和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方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合作共赢范式、全球治理体系方略、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新时期海外利益保护、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新发展格局及“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处理和发展党际关系的历史经验”等。

  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题目42个(17+10+15),占比16%,如“‘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创新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一带一路’文化与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研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相关问题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研究和国别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与边民互动的民心相通研究(分国别或区域)“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周边国家民族志研究(分国别或区域)、“一带一路”建设与边疆少数民族多语种优势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与民族地区开放研究等。

  与国际贸易、金融和新兴经济体相关的题目32个(10+12+10),占比12%,如“世界去美元化发展趋势研究”“单边主义与全球贸易体制、区域贸易体制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相关问题研究”“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策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平等现象的成因及其影响研究”“数字贸易和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研究”“国际经济金融制裁与反制裁效果研究”等。

  其他全球性问题40个(20+10+10),占比15%,如世界贫富差距、各国文化差异、国际互联网规则、各种宗教及政治思潮等,“应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国际合作相关问题研究”、世界体系的生成与变迁研究、世界多极化趋势研究等。

  牵涉美国的题目有40个(15+10+15),占比近15%,如“美国政治体系及运行机制研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及其运行机制研究”“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引导机制研究”“美国战略思想家研究”“共济会的历史沿革、现状及作用研究”“美国保守主义的政治秩序理论研究”“美国主要智库及其运行机制研究”“美国能源革命及其能源战略研究”等。

  不包括美国的区域或国别问题研究题目28个(5+18+5),占比10%左右,如“朝鲜半岛形势发展新趋势研究”“阿富汗及其地位研究”“越南、古巴、朝鲜、老挝党的建设研究”(分国别)等。

  从上述数据里可以有以下发现。首先,占比近一半(49%)的《指南》课题,与高层政治和中央外交方略直接挂钩。它们体现出当下中国决策精英的重要关切,决定了政府资助的主要范围。对于研究者来说,瞄准这些课题不仅中标的可能性较大,也预示申请者将有更好的发展(晋升)前景。这些课题能在党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近期的讲话里找到对应的指示,有些就是对外宣示的原本提法。它们无疑是中国外交关键的部分,理应占据优先位置。但问题是每年的重合度很高,已有政治文本和外宣口径已有详细说明,研究者拓展的空间有限,提出新见解的可能性有限。其次,就国别地区而言,直接和间接与美国研究相关的选题占有很大比重,中国周边国家和次区域亦有相当数量。也就是说,假使不研究美国,也不讨论中国周边情况,申请的课题较难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这部分解释了中国国际问题学界对美国事务的偏好,提示了其他方向及类型较少的原因。虽然《指南》里亦有少量新课题,如“共济会的历史沿革”“国际评级机构的深远影响”“西医西药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战略”,但罕见别具一格、另辟蹊径的思路,对于年轻的外交学人激励不够。再次,联系本文主题而言,搜索整个清单不难发现,现实性的、中短期的和政策层面的题目占据绝大多数,当下的热点话题高居前列(个别内容可能很快失去热度和研究价值),而具有长期性、基础性和学理性的选题很少,与外交研究本身(“理论的理论”)和外交学术增长(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相关的题目几乎见不到。正如后文将会指出的那样,评估、审视与反思应是外交研究不可忽略的环节,遗憾的是《指南》对此没有给出引导。

  值得一提的是,与《指南》的其他学科类别(如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对比,国际问题研究的选题看上去相对随意和容易,理论难度和学术“含金量”不高。譬如这一类型下面鲜见国内外理论流派的分类追踪,少有方法论和学理演化的专门课题,基本没有与科技前沿和外交知识塑造相关的题目。拿“政治学”对照便可看出差别。2019年“政治学”门类《指南》清单里包括了诸如“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及方法反思”“现当代国家主权理论和实施机制研究”“现实主义政治学与利益分析途径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研究”“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的政治哲学比较分析”“政治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政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政治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地缘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政治学研究方法研究”“人工智能与政治科学发展相互关系研究”“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互关系研究”“近代西方政治体制的文明基础研究”“西方共和主义理论的当代演化研究”和“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等题目。若与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等发达学科对照,国际问题研究的差距更大。某种意义上看,说国际问题研究是“门槛较低”的一种学问,并非严苛的评价。从上到下,从官员到评审专家,均把国际问题研究定位为不需要太多理论和方法论的一种“知识”。

  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影响着研究者在目标与著述方面的努力。这可以从成果发表方面观察到。一般都认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多年来都是展示国内高校教师较高发表水平的重要平台之一。其下属的《中国外交》专刊2020年每期9个栏目共转载7—10篇文章,全年共转载103篇文章。“理论与政策”栏目36篇,占总数近35%,包括“习近平外交思想析论”“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论百年变局与中国之变”“中国外交70年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建设”“大变局与中国外交的选择”“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等。这一栏目下转载的文章中,有3/4与国家外交方略和领导人思想有关,1/4在此之上讨论中国的外交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

  “外交关系”栏目41篇,占总数近40%,如“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管理”“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原因及长期趋势”“新时代的中朝关系:变化、动因及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管理”“德国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新时代中国对拉美的战略及其影响因素”和“特朗普政府的极限‘台湾牌’:表现、意图与影响”等。这一栏目转载文章的多数同中美战略竞争有关。

  “经济外交”栏目6篇,占总数的5%,如“从接触到竞争: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转型”、“中国对非援助70年”和“有限的回击: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制裁行为”等。6篇文章均涉及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全球治理”栏目6篇,占总数的5%,如“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挑战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70年:迈向新形势下的再引领”“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论析”和“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等。“一带一路”专题4篇,占总数的4%,如“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的发展及其谬误”“中国边疆开发与周边政治经济学”“健康丝路视角下的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等。“学科建设”栏目4篇,占总数的4%,包括“周边安全:问题、逻辑及其学科建设”“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中)东欧研究:基于学科建设的初步思考”“中国学派问题的再思与再认”“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路径探析”。“新冠疫情与中国外交”栏目2篇,占总数的2%,包括“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周边安全”栏目2篇,占总数的2%,包括“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和“近期中印关系发展趋势研判:回归常态抑或战略性转向”。“外交史”栏目2篇,占总数近2%,包括“冷战时期台湾与苏联的秘密接触”和“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

  从被青睐和转载的这些作品可看出,政策性诠释和热点问题占了总数的85%以上,学科建设和基础性研究不到10%;绝大多数作者关注的是中国事务,专门分析他国情况特别是学界动态的作品很少;与前面的《指南》类似,对现实的大国外交尤其是涉美外交的讨论在成果里占有突出位置,中美战略竞争主题得到高度重视,还有一些是关于国别地区的分类专题讨论。学科建设方面,名为“中国外交”的这份期刊看上去并无自身的明确定位,转发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缺乏个性;每年的主题和论点有似曾相识之感,重复度较高,创新之处不清晰。牛军教授在15年前曾批评指出,中国外交研究“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这一批评今天依然适用。

  外交研究的不充分还与它的研究对象有某种联系。在西方和中国,这方面的成因比较复杂多样,背后多少体现东西方不同的文化。

  在西方,外交研究不是一门特别受重视的学问,也很难说有什么学术理论和范式方法的特殊贡献。有时外交被权术人士当作一种技能,更多时候外交问题或外交研究被看成一种肤浅的、范围受限的讨论领域。外交学的专家学者多半不处于国际关系理论队伍的核心圈和高位,外交史或外交专门问题的分析在历史学界也经常被边缘化。一位批评者曾尖锐地指出,世界政治中没有哪个领域像外交这样存在巨大的理论与实践鸿沟,即研究政策的人没有理论指导,理论学者又不关注外交本身。“同医生或其他职业一样,外交行业也有着外行不懂的实践知识和技能”,“其他行业从科学中汲取知识。职业外交则向来是实践的艺术,也就是学徒式训练。职业外交不会从哪一门学科中汲取营养”。

  根据有国际影响的韦氏大词典的定义,外交(英文diplomacy或foreign affairs)指的是,A,对国家之间关系的引导,由国家领导人直接进行或通过其代表加以实施;B,指管理国际谈判的艺术,或是引导这类谈判的技巧;C,指外交机构或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这一是强调了政治权威性,二是看重对国际关系的导向,三是重视其艺术技巧。西方人多把外交当作拓展自身重大利益的一门艺术和一种工具。集外交活动家和外交思想家于一身的基辛格就曾说过,“外交乃一门艺术”。

  对于“外交是一门艺术”的说法,可做不同的解读。一种是褒扬式的,即把它看作有能耐者施展大智慧和技巧的舞台,如欧洲近代史上那些大人物就具备这类扭转乾坤的本事。最早提出“铁幕”一词的丘吉尔和撰写八千字电文的乔治·凯南,被不少赞扬者颂为西方阵营对苏联“冷战遏制”方针的奠基者。另一种看法则带有贬损性,认为外交只是野心家个人的手段,充满欺骗和幕后交易,大人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谈不上规律可言,无太多研究价值;外交著述很少建立在价值中立的独立观察之上,它往往是感性的、有偏见的、缺乏学理和深度的,有的仅是个人的零碎杂忆和混乱表述。

  总之,外交问题的探讨和有关外交的知识学问受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质疑或约束。如克里斯特·约恩松和马丁·霍尔指出的那样,虽然在实践中,外交被当成国际关系的重大制度,但从理论层面考察,“外交极少受到从事国际关系专业的政治科学家们重视。的确,外交与理论相互排斥”。

  中国的情况与国外相似。中国人普遍认为,外交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体现了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外交事务重大而敏感,外交人员得到的授权有限。基于这种普遍观念,有关外交的研究同样有很多限定,管理者对标新立异的尝试鲜有鼓励,研究者需非常小心谨慎。

  另一方面,我们传统文化里的某些因素强化了官员和民众涉外的疑虑心理。《辞海》将“外交”界定为,“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和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以及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可以看出,这个被中国学界特别是教科书广为采纳的定义,其重点是“外交”对国家利益的代表和推动者的权威,而不太关注它的构思过程或运作技能。

  《百度百科》对“外交”有如下说法。(1)古代指人臣私见诸侯。《谷梁传·隐公元年》:“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范宁注:“天子畿内大夫有采地谓之寰内诸侯。”《礼记·郊特牲》:“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郑玄注:“私觌是外交也。”(2)今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交涉为外交。(3)指与外国私相交往和勾结。《韩非子·有度》:“忘主外交,以进其与。”陈奇猷集释:“谓释其国法而私与外国为交也。”《史记·苏秦列传》:“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唐朝白居易《得景为将敌人遗之药景受而饮之或责失人臣之节不伏》:“军尚隐情,臣宜守道,况幄中之权要,当绝外交之嫌。”(4)指与之交往的外国。《国语·晋语八》:“彼若不敢而远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不亦可乎?”韦昭注:“谓赂其所适之国,厚寄托之而劝勉焉。”明朝何景明著《何子·策术》:“齎宝玉以亲外交,市土地以厚与国。”(5)指与朝臣交往、勾结,也指依附于朝廷中某种势力。《东观汉记·郑众传》:“太子储君无外交义。汉有旧防,诸王不宜通客。”《三国志·魏志·蒋济传》:“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续资治通鉴·宋英宗治平四年》:“朕以家世用卿,卿当谨家法。人臣病外交阴附,卿宜自结主知。”(6)与朋友、外人的交际。《墨子·修身》:“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史记·佞幸列传》:“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明朝刘基著《拟连珠》:“绝外交则可以守淡泊,专内视则可以全淳精。”(7)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与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及签订条约和协定等。

  多数说法背后隐藏中央王国作为上朝对外邦的担忧和防范,即认为所谓“外交”是不得已的往来交涉,不太相信与蛮夷外族打交道有真的价值,要求在对外交往上保持警觉,以防备不当之举。在这种大局观下,为臣者的任何私言独行可能被视为奇技淫巧甚至忤逆朝廷。现代人尽管较少受传统君臣关系思想所缚,却对“外交”一词包含的事关重大且尊贵敏感等意涵大致认可。它还折射出一种潜意识,即好外交者多有贪恋之心,难有品行的高尚;甘于淡泊自守,方为做人和治国的正道。静美方能淳精,内圣自然外王。它传递了中国传统上一种内省式的处世哲学,即利益和好处不是依靠争先得来的,而须通过个体的修身养性获取。它涵盖了整个家国天下观。积极意义上,对“外交”的评说体现了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特有的清高和“慎独”气质;负面角度讲,它让人在激烈竞争中慢半拍,沉稳有余而拓展心不足。

  对中美两个国家都有深入研究的著名文化心理人类学者许烺光先生,曾著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对待国际关系态度的影响。他指出,每个民族都是通过自己的文化透镜来看待世界,自己的群体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外部的一切均根据这个中心加以衡量判别。尽管中国人和美国人在看待外部世界时都认为自己所属团体的生活方式更优越,但美国人的优越感表现出向外扩张和征服的倾向,中国人的优越感则是一种尽量远离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深层次里,不同优越感背后有两种文化心理的根植:美国是一个高度自由主义和激烈竞争的社会,缺乏紧密的人际关系,没有人在社会结构中具有恒定的地位和安全感,因此,每个人在寻求向上爬升的同时,也担忧来自下层的威胁。对于某些弱势民族的偏见行为,提供了美国人一种成功、优势和战而胜之的幻觉。这种精神不仅造成美国文化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不断提供破坏和改造现状的决心和动力。“西方人过于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以至于不但大规模地改宗,而且不惜用武力强迫他人改宗。”相形之下,中国传统和社会更加重视家庭和宗族的稳固以及个人发展前途的可预期。为老人的离世举行葬礼、为孩子的前途安排婚姻、孝顺的鼓励和家谱的续写,以及善行和裙带关系的形成均无不意味更大的安全(保障)、更稳定的家国(群体)和更高的礼数(文明)。许烺光认为,正由于中国人在主要亲属团体中能获得社会需要的满足,易于采用闭关自守的取向,只要自己的安全未受威胁,从未主动接触其他国家。“这种模式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国没有改变异族宗教信仰、派兵征服或拯救异教徒的历史。另一方面中国通常希望维持现状而不是扩张。”

  当人们认为外部世界非黑即白时,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采取中庸守拙,外部就不那么容易判别,人们宁肯求稳或回避或妥协,至少不介入、不干涉。许先生评价说,西方的那一套可能酿成冲突悲剧,也可能加快社会进步,而东方精神的确有助于远离狂热和战争,但同时会造成个人及社会的敌视和停滞不前。“它束缚了所有的自发冲动,不管它们是高贵的,还是卑劣的。这种静止的心态,使西方人对中国人产生了‘神秘莫测’的第一印象,中国人则把西方人的主动性看成是‘难以揣度’的性格特征。”和谐而非冲突,一统而不是变化,是中国人追求的首要目标。

  文化性格中的内敛对现实的研究与教学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们国家,外交学专业主要是讲授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中的定位,包括大的外交政策及其制定、实施和特点等相关内容。讲授内容多聚焦中央政府层面,具有明确的政策解读性质。讲理论时主要是分析几代领导人治国方略在对外关系中的体现,围绕此目标展开辅助性课程,如外交史、外交礼仪、外交谈判、决策论、博弈论,以及外交人物和外交经典研读等。根据国内各省区的地理方位及邻边特性,不同地方院校加设美国、苏俄、日本、朝鲜半岛、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别区域课程。总体看,课程重政治导向轻外交学术,重政策解释轻理论分析,重中国特色轻外国经验,重具体过程轻学理方法,重现有经验轻创新线索。

  此外,学术批评不充分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点。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指出:“翻开科学史不难发现,创新的科研成果往往是在不断质疑、争鸣和讨论中产生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互动,能使人们看清问题,找到解决之道,进而获得真知灼见。但在我们国内基本上争鸣很少,科学界内部认真的科学讨论很少。在国外,科学界有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会通过科学界内部的争鸣来解决,但在中国,操作起来不容易。人跟人之间要么大家都客气不说,真要是争起来,大概两个人就要成敌人了,所以大家都避免讨论。有的人忍不了,那最后就搞得关系很僵。我们缺乏人跟人之间就事论事的基本态度,这就造成国内学术生态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自然科学尚且如此,外交和国际问题的争论更是不易。以政策评估为例,在内部研读会上常可见到,不少智库学者、大学老师和研究机构人员对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官员个性,包括特长和弱点,讲得有条有理、细致透彻,一旦涉及本国外交评价,发言者就收敛很多且雷同度较高,多数时候是依据有关领导基调展开,很难提出批评,更不会有否定意见。

  仅仅抱怨管理部门过于严厉或宏观环境的各种不利因素,既不足够,也不公平,研究者应该反思自己在选择题目和收集资料时做得如何,是否真的用心。

  先自我反省一下。十多年前笔者曾撰文提出,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外交形成了有独特性和创造性的理念和做法,如“发展”、“主权”、“责任”三大目标的相辅相成;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细密结合的外交“四条线”,即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世界关系和国际多边组织关系;“和谐世界”理念的逐步形成;不断充实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中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既有连续性又具代际创新性的指导方针;渐进、有序的外交转型。这些特色体现了中国外交在国际变局下的巨大进步,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探索的新天地。回过头来看,这些观点并没有错,但整篇文章只谈大的结构,仅有对成就的褒扬,忽略了微观层面,缺少对政策评估及纠错机制的讨论。这多少与那时的研究心态有关。持续尝试引进借鉴西方理论之后,笔者转向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实践的分析,更多注意上升的那些层面及动因,赞美特色的同时放松了对缺点的检讨。其实仔细想想,成就与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比如,三大目标下面难道不存在失衡的点与时刻?“韬光养晦”被“奋发有为”替代的过程是否伴随新的利与弊生成?中国外交态势如何随着实力与意愿改变?复合外交形态是完成式还是进行式?“四条线”的主次是否会不断变动?有无优先性的确定次序?随着中美长期战略竞争态势的形成,“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如何与防止新冷战的需求对接?不干涉内政原则怎样既维护自身不断扩大的利益也令国际社会理解接受?如何阐释妨碍“以人为本”外交的内外因素?政治领导人的代际变化对外交方针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有何影响,国内外学界对此有哪些值得重视的看法?世界范围外交转型的渐进与突变有哪些经验教训?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上述文章显然有缺失。

  谈及拓展外交研究、开辟新思路,不由想起庄礼伟教授的见解。新冠疫情前,在《国际政治研究》选题策划会上,这位来自暨南大学的东南亚问题专家指出,现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很多文字看似高大上但不接地气。他多年来有意接触在广东打拼的农民工和弱势群体,放眼观察东南亚地区少数族群的生存状态,用专栏和随笔讲述弱势人群和“他者”故事。从他的“草根视角”、“亚非视角”、“南方视角”,可以感受与主流媒体及学界(无论中外)呈现的不一样世界。重要的是,这些群体虽然占有人口的绝大多数,对国家大事有自己的想法和说法,却由于不生活在大都市精英圈或世界中心地带,缺少发声渠道与代表。庄礼伟还举例说,从弱势角度反思当代世界,“殖民主义与后殖民时代”、“人民革命与社会抗争”、“冲突时境下的生命政治”、“沉默大多数的表达方式”等就会浮出水面,成为好的研究题目。他后来在国外考察时不幸去世,但其留下的思考却让人难以忘怀。

  从国际上看,多年来有不少尝试将弱势群体放入国际政治框架、观察其权利与发声渠道和揭示主流研究缺陷的努力。比如,有的追踪各地土著权利议程如何改变国际现状,挑战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主权观、自由主义国家基础和国际人权共识;有的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出发,呼吁研究方法的非殖民化和土著分析议程;还有的倡导国际关系学科的多元声音和想象,对诸如“人性”、“代理”、“治理”、“威胁”和“伤害”等概念批判重塑;著名的“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或“中心—边缘”学说(拉美学者),早就指出欧美中心主义对于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的危害。这类路径近年也得到中国年轻学人的注意,且尝试用来分析本土现象,尽管远没有共识和足够影响。在2020年11月下旬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上,出身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北大年轻学者金磊,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少数民族诠释视角:指向、基础和路径”的学术论文。他呼吁重视少数民族的神话与史诗及其背后的世界观,重视少数民族的迁徙与生存(分析其规模、危机与脆弱性),重视多文明构成的多样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角色),重视作为原始社会契约的少数民族习惯法,重视“地缘”、“边界”等概念的生成。他尤其强调实地考察与资料整理的重要性,包括收集少数民族自身的历史记录,标定史籍、口传史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有脉络;结合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对少数民族及其生活区域进行现场观察,收集各朝代典籍所载的先民记录,包括外交诏文、地方志、游记、铭文、石刻和考古发现等。这些汇集成中国少数民族思想史和实践史的丰富记忆,可帮助研究界从恢复的片段中提取精华,展示被遗忘或忽略的少数民族地区史,更加完整解说中心王朝的外交及其主导的地区秩序。

  笔者以为,这类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是占有当今世界人口总数近1/5的超大国家,也是为数不多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还是国内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且它们中有许多具有跨界跨境特性的多族群社会。在整个国家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区域各民族的成长与认同呈现更多不同。在这样的特殊构造下思考外交和国际关系,需要努力展示这种多元一体、色彩斑斓的民族国家形态及其方针政策,包括历史传统的多样、文化心理的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和内外相处的各种规范。固有的“大一统”政治文化和儒家精神反映了主流的需求与特点,有其优势与作用,然而无法涵盖非主体民族和边疆地区的演化线索,这导致学术资源的配置不均衡和研究者视野狭隘。外部有主导地位的那些学说与范式,尽管有其多元文明的渊源和一定创新力,包括与主流学说共生的各种批判理论,但毕竟多数人从外部观察揣摩中国,失之浅显乃至臆断多多。类似庄礼伟和金磊的尝试,可以拓展中国现有研究议程,增强“多元一体”的文化自觉,亦能裨益中外学术对话。

  由此出发,本文将继续探讨国际问题的研究如何借鉴其他学科,以开拓更多思想源泉。

  包括外交学在内的整个国际关系研究,似乎是一个“生态位”较低的学术分支。20世纪在综合了生态学、生物进化论和物种信息分析等理论后形成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学说,解释了生态圈里单独个体或种群在更大种群或群落中的时空位置及其功能关系。所谓生态位,是指在生态系统和群落中,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相关联的特定时空及功能作用。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只有生态位重叠的生命系统才会产生争夺生态位的竞争,竞争是争夺最适宜生存的生态区域。自然物种的生态位实际上是物种能获得和利用的生态资源空间,生态位越宽,物种的适应性越强,生态空间越大,可利用的资源越多越杂,物种的竞争力越强且越可持续。各物种或类别为了建立各自的生态位,须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动态筛选和适应环境,找到独有的行为方式。由于这种特殊的学习适应,看似规模和实力弱小的物种也能在大自然里与庞然大物和睦共生,后者亦以前者的生存作为维系自身的前提,从而形成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的多样性,使总的生态得到最优利用和不断延续。生态位概念对外交研究有启发作用。国际问题研究从别的学科引入的概念和方法比较多,如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从物理学和经济学获得的借鉴,战略威慑学说对工程学和博弈论的借用,温特的建构主义同分析哲学、语义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间的承续。反过来,国际关系学或外交学变成其他学术门类参照的概念十分罕见。国际问题研究和外交学像是主流学科扩展出来的分支,是二级学科甚至更小的领域,引进多输出少。

  生态位理论提示的改进方向是,摸清整体环境的构造特点与变动趋势,找准自身生态位并发挥比较优势,尽最大努力增强竞争力。拿外交研究来说,遵循这一机理,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宜鼓励各省区、地方政府和民族区域范围扬长避短、避免雷同,建立有区位优势和特色需求的研究方向,让各自的“生态位”凸显出来。比如,西北省份可多探讨与防止“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相关的课题,东南沿海大力发展涉海外交研究项目(如海洋安全、海洋国际关系、海洋合作开发及至次级小课题),西南方向沿边省区更多关注南亚、东南亚及其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如边疆跨界少数民族的对外交往、走私贩毒和小武器非法销售之类的防范),东北地区有较多资源开发与俄远东地区、朝鲜半岛和外蒙等专精题目(如跨国移民、水资源跨境利用合作、地方配合中央防止半岛核扩散等)。在国家和地方各级部门投入和学术导向激励下,学者和研究界的创造力和个性将逐渐激发,研究成果将呈现层次感和多样化。同理,各个学术期刊、各领域的研究机构和各地各专业的大学朝着建立类似“岭南学派”“中原学派”“西北风”“东北味”“京派”“沪派”和培育更多个性成果的方向引导,绘制错落有致、色彩斑斓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画面。

  有关“医学是什么”的讨论或可从另一角度增强本文的思想。当人们把现代医学理解为一门科学的时候,首先是把它作为一种循证医学,即看病讲求证据,通过观察、仪器和化验等,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对病人做出诊断。在这个进程中,机器越来越复杂,药物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精细;临床分支层出不穷,分了外科还要分胸外科、神经外科、普外科和骨科,分了内科还要分心内科、神经内科、血液科和呼吸科等;医学统计按某个标准的诊断准确率是多少,治疗的有效率是多少。后来的研究发现,单向的努力不够,于是又发展出叙事医学,即要求医生看病不单单关注病人的病理,还要关心病人怎么想、经济状况如何和家属态度之类,要与病人及社会共情,具备认知、解释和感化他人的能力。随着社会进步和需求多样化,医学被赋予手术美容、防治“三高”、预防衰老和临终关怀等新的使命。医学界一直在探索,哪些应该纳入,哪些不属于医学范畴,什么是医学的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遂有了“人文医学”新观念。医学知识的进步说明,即便“硬核”的科学也无固定框框,知识的掌握是一个开放吸纳的过程。对于国际关系和外交分析者,它是有意义的叙事。学科仅是吸收和层化的架构,有跨界交叉,有对人的关切。外交学也是关乎人的学问,探讨民族的情感、战争的治愈、技术的冲击,以及能力和价值的培育等。国际问题研究没有理由止步于某个时点、单一解释和具体任务,层化、分叉和专精的努力永远在路上。知识进步不应限于工具性的改善,而须有心理与情感的关切。

  在不确定增多的时代,复杂性学说受到更多重视。它教会人们不能格式化和单向度地看待事物,要有“复杂性思维”。例如,常规理论不太讲解为什么曾让美国及西方世界胆寒且存续了大半个世纪的苏联会突然解体?为什么股票市场或石油价格会脱离实际经济和供需关系大起大落?为什么原始的液态氨基酸和简单分子会转化成活细胞,单个细胞逐渐形成像海藻、水母、昆虫,最后到人类这样的生物体,人类又耗费这么多时间和气力来组成家庭、部落、社团、民族及不同类型社会,其间有其他生命体难以比拟的信任和残杀?为什么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据说是由无到有的“大爆炸”形成,物理学尤其是热力学难以解释宇宙中各种奇妙建构与解构如何并存;银河、行星、细菌、动物和大脑等各种组织是随机进化的结果,还是人们至今不知晓因素的作用?面对类似困惑,经典学说确实显得乏力。复杂性学说给出的思考线索是,把上述情景看作不同的复杂系统,既分别又综合追溯它们的功能机理与联系,对非线性改变和不确定性加以估算。千万个蛋白、脂肪和细胞核酸相互产生化学作用并组成了活细胞,亿万个彼此关联的神经细胞组成了大脑,无数相互依存的个人组成了人类社会;在每种情况下,无穷无尽的相互作用使得每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产生了自组织;一组组单个的动因在寻求相互适应与延续中超越了自我,获得了生命、思想和目的等作为单个动因不可能具备的集成特征。这些复杂的和具有自组织性的系统可不断适应和自我调整。它们将所发生的一切转化为于己有利的东西,同时自身也在适应进化。这与单纯的计算机集成电路板或雪花等所谓复杂物体有本质区别,因而更活跃、更无序。复杂性思维预感了混沌现象。极简单的动力导致的极复杂的、难预见的后果,如细小碎片产生整体美感,翻沫后的汹涌河流,万里晴空的气旋。复杂性系统包容了紊乱与秩序及将它们融入再平衡的能力。

  在笔者看来,复杂性学说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外交研究而言,它启发人们用辩证态度看待国际关系和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互动,大到像美国和俄罗斯这样全球级别的国家政府,小到如中东库尔德族及在不同境内的村落,乃至各式军工集团和极端势力、事发地的普通人和遥远他国的电视观众。用装有复杂性思维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加以观察,让研究对象在不同场景下相互作用并多重呈现,令叙事线条挣脱单向度的框框。其次,复杂性想象有利于开发不同于以往的命题。貌似手段强大的决策机构实则有难言之隐;反过来,看似边缘弱小的草根行动者能把“非理性”政治诉求转化成具有突发性和震感的事态。大与小、强与弱、攻与守、胜与负等“对子”变得相对和有层差。实力、利益、意志和行为等重要范畴不是按旧标准划分等级,而是构成错综复杂的组合。这种思维让研究触角伸向全新的领域,如“惊悚”的形成、“黑天鹅”的飞起、信息时代的“涌现”和国际外交的变异等等。它不止有助于决策部门改进危机预警及管控,更可以激励研究者的好奇心和新路径的生成。

  借用量子力学的表述,复杂性思维尝试捕捉的既是难于测量的波,又是相对守恒的粒子。量子世界发现很多超出经典世界的现象,激励不同学派的物理学家殚精竭虑地提出各种假说。“薛定谔的猫”提示了测不准原理,“上帝掷骰子”被用来形容量子世界的不确定,“双缝干涉实验”揭示“平行宇宙”和“多世界解释”,霍金的《时间简史》打动了千万读者,很多人因此仰望星空,领悟数学与艺术合体之美。同样是研究工作,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什么时候也能让人怦然心动?确实,国际政治学界和外交研究有天然局限,政治议题的严肃性、外交事务的敏感性、国家安全的重大性和本学科历史的短促等似乎导致本领域不易创造物理学和数学那种美妙,但绝非毫无改进可能。《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探讨了国家间战争胜负的多重致因,揭开国际关系和外交史上的悲惨一幕。作者提出,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征服美洲土著的进程中,关键因素并非入侵者拥有的精良武器装备和军事技能,而是其携带的传染性病菌。作者思索并追问,为什么印第安人的疾病没有杀死入侵者并传回欧洲,感染和消灭众多的欧洲人口?工业化、城镇化和人际交往的密度,以及食物链和动植物种类的环境习性对于欧洲殖民者和美洲被殖民地之间不对等的“病菌交流”起到什么作用?该书的书名提醒读者思考军事、免疫力和生产方式的关联,用新的视角看待人类各种文明命运的诡异改变。纵览全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军事学、生物学、地理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知识信手拈来,思想独到又叙事生动。

  学术思想的创作,应是一种充满张力和动感的态势,像凝望和静思浩瀚宇宙那样放开思绪。外交是人的交往,国际政治亦是人之情感和欲望的复杂再现。把国际问题探索和外交学术比作一门“艺术”或“美学”或许是有道理的。繁简疏密、具象心印、老嫩粗细、雅俗隐显、远近明暗、刚柔黑白、阴阳明暗、枯润色墨、虚实藏露、中外开合、丰盈羸弱、凸起坍塌和质华奇正等,这些概念可以助益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有关核心与边缘、南方与北方、强权与弱小、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硬实力与软实力等问题的思考,把国际关系的美感和外交方式的变幻加以呈现。广袤的国际关系领域并非仅有邪恶黑暗和博弈算计,并不只是大国秀肌肉的场所,它还存在着真善美的特质,有着隐约或显著的进化线索,展现不同群体和人物的喜乐哀怨或韧性豁达。国际问题的研究可以是“三维”的,即从科学、人文和艺术的不同角度,助力学科范式和学派分野,呈现世界政治各幕剧情;通过三位一体的工作,有助于察觉国际行为体的不同脉动,细捋世界政治的多重后果,看清外交发展的各种场景。

  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具弹性的议程将使我们的外交研究从粗放到精致,由单调变交响。

  外交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与研究者对“外交知识”的理解有关。当人们提到“外交”和“外交学”时,究竟是指什么?它们会随着时间、空间和环境条件改变吗?讲到迅速变革的现时代,变化是线性的、渐进的和单向度的,还是非线性的、包括量变与质变及更多维度的?外交决策的各个环节和参与外交的各个角色如何联系和评估?政治核心、外交机构和外事单位等层级在中国这种超大国家怎样协调才能发挥不同的创造性?“小外交”和“大外交”的说法有何意义?怎样看待所谓“一轨半”“二轨”及至“九轨”等提法?外交知识是由哪些角色参与建构的,比如国务活动家、外交部和政党等缔造的外交理念与关于外交的大众理解、媒体解读、学者定义及外部看法,各自占据知识谱系的什么位置?外交学人既建言外交决策,也遵循学术规范,这中间的界限谁来判别?确定的外交知识(比如联合国由主权国家组成)与不确定的外交知识(比如国际规则制订将有更多行为体介入)有何差异?怎样辨识应用性外交知识与非应用性外交知识?哪些是外交常识,哪些是推理或待证实的假设?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有哪些重合,如何相互参照和增强,它们与政治学和历史学等相邻学科关系如何?外交知识是线性增长的,还是多路径和交叉式的累积?外交学的进阶与其他门类的进步有何相似和不同?凡此种种,涉及外交学的本体论,关乎知识社会学和考古学,属于“理论的理论”。对此类问题的追问有助于奠定外交知识体系的基石。

  让我们从“知识是什么?”的问题开始。按照社会学家福柯的说法,“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知识既是整体的,也有各种成分和层次。特定知识有特有指向和对象群,可能来自经验、传统或异质的发现,依照主体的同一性联结在一起,组合成专门的命题、陈述与策略,而不论其是表现为标准的和科学的形态,还是以非通用的和不严谨的方式呈现。知识既是某种概念空间,也具有流动性和迭加性,从早期雏形到进化嬗变。知识考古学的工作是从表面残片中分离杂质,考察内在的文化、生活和生产的各种关系。知识的考古对象是话语本身,它关注不同话语的特殊性,揭示背后的关联与作用。

  根据知识社会学创始人、哲学家舍勒的学说,知识的创造者或载体不仅有知识分子的工作,也不只是成文的东西。知识的分类多种多样,因而创造与获取各不相同,比如有自然观察获得的知识(日月星辰),有精英引导灌输的知识(党纲政纲),有悲愤产生的知识(抗议目标),有教育及社会制度产生的知识(课程教材),以及专业培训习得的知识(政治主权)等。原始部落的人与纽约大都会的人形成不同环境的不同知识,北极爱斯基摩人对于白色的辨识、和渔民对于蓝色的感觉和木匠对于木质的辨别均远远高出常人。有些知识是直觉式的,有些是遗传的天赋,还有些属于复合知识。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区分知识的种类与性质,探讨知识的谱系和进阶。它教会研究者懂得,自己研究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如对策性的、启蒙宣传性的、客观描述的、意识形态的和方法工具论的等等,然后分门别类讨论不同功用和不同载体等。

  曼海姆是德国批判理论代表人物之一,他提醒了知识形态的各种变异,要求区分(譬如说)类似真理的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社会决定的知识、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带有偏见的知识、乌托邦的知识和虚假知识等。他指出,知识社会学让人重视知识与社会环境关系,使研究工作挣脱或剥离表象,对知识本身做认识论的反思。知识社会学并不试图取代精神分析和传统认识论之类的学术领地,而是提示特定论断内在的局限性,察看先验性知识或“完美知识”的逻辑断裂,否定经验主义认识论的狭隘。“每一种知识理论本身都会受到科学在其时代所采取的形式的影响,而且仅仅在这种形式中,每一种知识理论可以获得关于知识本质的概念。”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观点与创作来源于包含各种冲突看法的媒介,杰出而敏感的知识分子能根据社会需要审慎梳理,带动社会与民族的思想进步。知识分子的整合工作不是各种群体已有意见的算术平均数,而是以知识创造的方式维护和利用积累下来的文化成果和社会能量。

  英国哲学家罗素提出,母亲对孩子的口头教诲或部落人关于图腾的日常崇拜培养了内在而持久、未必见诸文字的知识;萌芽状态或朦胧感觉到的知识有别于那些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知识(意识形态);个人体验,尤其是冥想生成的知识,显然不同于有意建构的知识。他把知识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另一类是关于事实关联的知识。知识的定义与认知绝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复杂的习得过程。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不精确的和不全面的。语言的表达、句法的构造、常识的推理、心理学的解释、概率论(概然性)、科学推理的公设,包括物理学、归纳法和因果线等,都有其真理成分与特定限制。整个社会的知识和单独个人的知识比起来,既可以说多,也可说不够:社会的知识包括百科全书的全部内容和学术团体汇报的全部文献,但是关于个人生活的特殊色调和纹理的那些温暖而亲切的事物,它却一无所知。因此他提倡用科学精神探索未知的同时,保持质疑和审慎的知识观,懂得人的局限和科学的限度,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

  有关知识的元理论给此处有关外交知识的讨论诸多启示。外交形态就是值得深究的一种知识。在早期欧洲外交起源的主要地点之一的意大利,外交仅是教廷关于宗教事务及等级划分的赋权仪式;中世纪多数时间内,外交不过是君主私人代表就皇室联姻或诸侯分封展开的特使交往。近代主权国家的确立使今人所说的代表民族国家的方式流行起来,如外交沟通、谈判和签约等。旧时外交圈子很小且神秘,多受制于帝王权柄。二战后的全球外交朝着民主化转型,出现决策透明化、外交为民、公共外交和多轨外交等变革。越是发达进步的地方,外交越不只是国家目标及精英意志的传递,也成了社会塑造影响的渠道之一。循着知识考古学的线索,可以发现外交话语者的日益增多,见证国际国内多重主体参与的轨迹。例如,主权与民族独立的外交话语多来自国务活动家、立法司法和外交部门,全球范围禁雷倡议和公约更多出自民间运动与个人倡导,海洋法、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游说提示了国际间立法司法的新进程,它们从不同侧面昭示各国外交的演化与进步。在外交学层面,好的研究工作不仅能诠释政府目标,还可以透射看似矛盾的各层面诉求,揭示国际社会的构造规律,培育新的观念与话语。关乎外交的知识在不停流动、组合、更新和再造,这要求研究人员把静态、狭窄、单薄的点和线发展为立体的、动态的和有延展性的范畴。尤其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和多民族国家,用这种态度发展外交知识,“金字塔”式的架构就会逐渐显现,即既有顶层设计和核心决策的知识,又有中间部分和草根层次的知识,还有主流学识之外的各种分支与次领域。持续推动下去,外交学人会兴致盎然,外交定义将不断扩充,外交知识进步必然呈丰富多元之势。

  借鉴罗素的分类,外交知识可以被分出更多细目和类型,而不再仅限于国家间外交部门沟通、谈判或博弈的知识。比如,可区分器物层面的知识(如外交的人财物资源),制度层面的知识(如中国特色的党政关系和涉外机构的设置),观念层面的知识(如当代中国精英在不同时代的世界观)。划分“关于事实的知识”和“关于事实间联系的知识”之后,外交常识、外交史料和外交文件之类可归入前者,外交学、外交理论和外交分析范式等则可放进后者框架。依此思考,主权、权力、自助、合作、竞争和损益等外交知识与财富变动、油价波动和战乱起伏之类外交知识,在习得与展示的方式上也有不同。在今天的世界政治里,不仅应了解主体民族和国家的知识及渊源,还须理解非主体民族和各种跨界族群的知识及渊源,懂得全球多数国家内存在的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及文化传统的差异性,让外交知识的源头活水更加充沛。在课堂上,用权力现实主义阐释权力概念时,它就容易限于国家机器的力量(如国内生产总值和战场上武器的力量),生成民族国家间你胜我败和零和博弈的逻辑;采用了制度建构主义分析,权力就有无数种形态,如话语权的力量、草根的力量、大炮的力量、女性的力量、规则的力量和传染病的力量,竞争与合作的组合变幻复杂。看似“自然状态”的那些常识,如国家的存在、族群的分割、领土和边界的设置,以及某些难以避免的暴力对抗,其实往往是人为设定与模板化思维的后果。哪怕外交发言人传递给公众的有关国际事务和外交形势的权威知识,亦是经过各种梳理、加工和分类的,与原初混沌杂糅的知识形态亦有很大差异。研究者的任务在于,不是简单地接收现成理解,而是针对原始素材做知识考古工作,梳理决策层、公众与传媒、教育机构与智库缔造的不同知识。学术使命将揭示特定知识的表层阅读与深层阅读,注意专门知识的表意、深意和歧义,深挖容易被忽略的那些点、线和面,使知识累积呈现枝繁叶茂的树状伸展,或者说交错叠加的地质页岩。它将更多激励研究者,寻找那些潜藏的、未充分发育或包含杂质的知识矿脉。对于本身就像一个世界和一种宇宙的超大国家来说,这种认识论有助于其建筑外交知识的崭新大厦。

  最后,沿着这一方向也许能有效减少内卷现象,提升研究者的品位。具有美感的研究不仅传递有关情势的具体信息,还会吸引人去创造性思考和学会共情。它兼具真善美的向度:“真”是指以科学态度推进对真理的探究,懂得不受干扰地看待具体外交政策与大的国家利益和时代变迁的关系;“善”是指培养人的国际情怀与本土视野,防止狭隘偏颇的东西占满心胸;“美”则指生发研究者及分析过程的想象力和灵动性,有艺术般的展示和美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来自费孝通先生的著名格言,表达出中国哲学的深邃远见,也是外交美学的应有之义。它有利于培育风范大国国民性,让人以健康心态对待外交领域的特殊知识,如那些无法证实的知识(各种“阴谋论”),那些无法在现实中感受的知识(如“天堂的存在”或“外星人现身”),那些需要经常修正的知识(如各国大选选情预测),那些模棱两可的知识(如地区冲突形势“亦喜亦忧”之类),那些由个人体验和抽象灌输反差造成的知识(如战争造成悲伤的感受,国家间关系“最好”或“最糟”的表态),那些表层阅读和深层阅读带来差异的知识(如有关“酷刑”“种族隔离”“后殖民时代”),学会辨识国际关系视域下的“感悟”“审美”“向善”“人性”“艺术”和“崇高”。总之,让外交学聚焦“大写的人”成为当代人文学术新的部分。冯友兰先生曾说,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当人们对知识进行思索或谈论时,这种思索和谈论的本身也是知识,是“关于思索的思索”,也即“反思”。同理,高品质的外交学既是包含应用性的一种知识,更是形而上的一门学问,它不光增加具象的知识,还能塑造研究者的品格与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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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逸舟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陈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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